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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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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簡史》是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而編寫的一本普及讀物,全書共10章。從黨的成立到新中國的誕生，是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是黨領導的從新民主主義轉變?yōu)樯鐣髁x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本書全貌展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以來,為了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xiàn)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已經(jīng)走過的100年艱辛而輝煌的歷程。
第二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
第四部分概要：九一八事變后的局勢和中央紅軍長征的開始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和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長期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又是他們?yōu)榘阎袊兂善洫氄贾趁竦囟扇〉膰乐夭襟E。
空前的民族災難喚起了空前的民族覺醒。
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東北的行動一再妥協(xié)退讓。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國民黨陣營出現(xiàn)分化。
1931年9月19日，日本軍隊在沈陽小西門城墻上向城內射擊
黨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工作和左翼文化運動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在極為艱難的環(huán)境中，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共產黨員仍在堅持斗爭，利用各種陣地開展工作。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成立。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由于戰(zhàn)術策略失誤，1934年4月下旬，紅軍遭受國民黨軍隊重創(chuàng)，廣昌失守。
在國民黨軍隊的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紅十軍團遭受嚴重損失。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湘江戰(zhàn)役后，黨內對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一直進行著激烈的討論。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zhèn)遵義。一個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轉折點正在到來。
第五部分概要：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和紅軍長征的勝利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后，“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并把戰(zhàn)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在連續(xù)突破國民黨軍隊布置的四道封鎖線之后，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三萬多人。在嚴酷的事實面前，黨和紅軍內部對錯誤領導的不滿并要求加以改換的情緒愈益明顯。一些曾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在逐步改變態(tài)度。
這時，蔣介石察覺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立刻調兵遣將，等候紅軍到來。在這緊急關頭，毛澤東建議放棄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他的主張得到許多人的贊同。紅軍占領湖南通道城后，轉入貴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jīng)Q定放棄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zhèn)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上，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總結的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王稼祥作了重要發(fā)言。他們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zhàn)略轉移中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經(jīng)過激烈爭辯，多數(shù)人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報告和意見，認為博古的總結報告是不正確的。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lián)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根據(jù)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zhàn)方向，四次渡過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在渡過金沙江后，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紅軍嚴格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四川境內的大涼山彝族地區(qū)，趕到大渡河畔的安順場渡口和瀘定城鐵索橋邊。隨后，強渡天險大渡河，翻越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區(qū)同張國燾、徐向前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為確定會師后紅軍的行動方針，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不久，張國燾卻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給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后的有利形勢蒙上了陰影。
8月初，紅軍分編為左、右兩路軍北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率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8月下旬，右路軍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可是，張國燾堅持南下。9月9日，他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部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與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電張國燾，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并將北上紅軍改稱陜甘支隊。
9月17日，陜甘支隊在彭德懷的率領下一舉突破甘南天險臘子口，占領哈達鋪，從報紙上了解到陜北根據(jù)地和紅軍活動的情況。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jīng)Q定前往陜北，同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率領的紅十五軍團(由陜甘根據(jù)地的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同從鄂豫皖根據(jù)地先期長征到達的紅二十五軍合編組成)會師。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中央紅軍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十一個省的長征勝利結束，終于實現(xiàn)了戰(zhàn)略大轉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經(jīng)南下的張國燾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責令他立即撤銷另立的“中央”。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受到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反對，在紅四方面軍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紅軍在作戰(zhàn)中傷亡很大，到4月間只剩下四萬多人。這時，中共中央一再電令紅四方面軍北上。從蘇聯(lián)歸來的張浩也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名義致電張國燾，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這樣，張國燾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據(jù)地的由任弼時、賀龍等領導的紅二、紅六軍團，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fā)，歷經(jīng)艱險，在1936年7月2日同紅四方面軍會師于川康邊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紅二、紅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經(jīng)過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的力爭，并得到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許多干部戰(zhàn)士的支持，紅四、紅二方面軍終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間先后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將臺堡(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會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二萬多人奉中革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jù)中央決定稱西路軍。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浴血奮戰(zhàn)四個月，殲敵兩萬余人，但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慘烈地失敗。
在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長江南北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項英、陳毅等的領導下，獨立地堅持了三年之久的極端艱苦的游擊戰(zhàn)爭。他們在同中央失去聯(lián)系并被敵人分割封鎖的條件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陣地。留下堅持斗爭的瞿秋白、何叔衡等許多人壯烈犧牲。
這一時期，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武裝，在楊靖宇等的領導下，堅持艱苦的游擊戰(zhàn)爭，后來成為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基本力量。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紅軍是一支不可戰(zhàn)勝的力量。長征后保存下來的紅軍人數(shù)雖然不多，但這是黨的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后領導抗日戰(zhàn)爭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骨干。紅軍在長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長征中紅軍所表現(xiàn)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xù)前進的巨大動力。正當抗日烽火即將在中華大地上燃起的時候，三支主力紅軍在接近抗日前線的陜甘地區(qū)勝利會師，其重大歷史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遵義會議會址
第六部分概要：為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斗爭
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陜甘地區(qū)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tǒng)治者的不抵抗主義，加緊對華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戰(zhàn)云密布，整個華北危在旦夕。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zhèn)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先后爆發(fā)學生運動。各地工人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斗爭。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愛國團體也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zhàn)，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爭迅速發(fā)展成為全國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
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已處在政治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共御外敵，這一使命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問題。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不久公開發(fā)表。
中共中央結束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zhàn)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jù)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后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瓦窯堡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全民族抗戰(zhàn)興起過程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表明黨已經(jīng)克服“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不失時機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新策略，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表明黨在繼遵義會議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和組織問題之后，開始努力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表明黨在總結經(jīng)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jīng)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
瓦窯堡會議結束后，黨采取切實措施，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黨組織，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人到上海，與那里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lián)系，并積極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fā)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主張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
與此同時，黨對駐扎在西北地區(qū)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行動。
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日本的態(tài)度，在華北事變后也發(fā)生了變化。據(jù)此，中共中央通過多種渠道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主張，并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倡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黨根據(j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國內階級關系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化。
但是，蔣介石仍準備對陜北根據(jù)地發(fā)動新的“會剿”。他于12月4日到達西安后，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開赴陜北前線“剿共”。在這種情況下，張、楊決定發(fā)動“兵諫”。12月12日凌晨，東北軍一部以迅速行動包圍臨潼華清池，扣押了蔣介石。同時，第十七路軍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蔣介石到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張、楊并向全國發(fā)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通電。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沒有與聞此事。事變一發(fā)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經(jīng)過認真研究，派遣周恩來于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jù)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jīng)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lián)紅抗日”等六項承諾。
西安事變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漸次成熟的時候，起了促成這個合作的作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自此以后，內戰(zhàn)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xiàn)，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zhàn)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國民黨將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愿意實行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qū)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qū)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這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這種讓步是有原則的，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兩大政黨和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xiàn)國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引起巨大反響，并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此后，延安成為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紅星。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系即將發(fā)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的思想理論建設和政治建設。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蘇區(qū)代表會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接著，又召開黨的白區(qū)代表會議。7月和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哲學(其中的兩個部分后經(jīng)修改，以《實踐論》、《矛盾論》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這些都為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準備。
中國共產黨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領導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舉行多次談判。盡管局勢發(fā)展還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內戰(zhàn)的大勢已經(jīng)出現(xiàn)，國共兩黨的高層談判已經(jīng)開始。歷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轉地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fā)展。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zhàn)爭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曾兩次經(jīng)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huán)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埋頭苦干，度過最黑暗的時刻，奇跡般地開創(chuàng)出新的局面。這十年的歷史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jīng)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十年中，黨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幾度犯過“左”的錯誤，但終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汲取教訓，實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實現(xiàn)從土地革命戰(zhàn)爭到抗日民族戰(zhàn)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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